导语
文章来源:冯仑风马牛 作者:风马牛图片来自"原文"
1885年,第一座采用钢铁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芝加哥家庭保险大楼竣工。这栋42米高的10层大楼建成之后,高楼建设日渐风靡,城市与高楼开始变得密不可分。
一百三十多年来,城市之间不断攀登新的高度,一次次刷新城市天际线。
在「第一高楼」的名号不断变更、「第一高度」不断向上突破时,多数人往往会默认一个事实:建一栋摩天大楼,必然是一个为期数年的漫长过程。但很少会有人关注,建一栋超过10层的建筑,最快需要多久?
目前的答案是28小时。
今年6月5日,远大集团旗下子公司远大可建用28小时完成了11层总面积3000平米的住宅项目——「远大活楼家园一号」。它比「最早的摩天大楼」芝加哥家庭保险大楼还多1层。
在快速盖楼这件事情上,远大可建还有多个让国内外同行、媒体惊叹的案例:19天建成57层的商住两用建筑「小天城」,15天建成30层的岳阳湘阴T30酒店,仅用6天建成15层的长沙远大城新方舟宾馆……正是因为不断超越自我的高效,远大可建被视为「基建狂魔」和「中国速度」的典型代表。
长沙远大城
之所以能如此高效率,是因为远大活楼使用的是其自主研发的不锈钢芯板,内装99%在工厂流水线完成,现场仅需拧螺栓和插水插电即可投入使用。
作为远大芯建总经理,张贤铭正在为推广这种环保的新型建材,为「生产完美建筑,消灭建筑垃圾」而不懈地努力。
和很多企业家二代一样,张贤铭在建筑领域发力,也受到父辈的影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贤铭的父亲,在郴州市一中担任美术老师的张跃辞职创业,与弟弟张剑一起研制出无压锅炉,并获得专利。随后,张跃、张剑两兄弟在长沙创办远大空调有限公司。短短几年间里,远大便成为非电直燃空调的一面旗帜,远大空调的直燃机技术达到当时全球领先水平。1997年,公司销售额冲上了20亿元。
1996年冬天,因为一场大雪导致了误机,张跃对此颇有微词。不久之后,一部喷气式飞机和一部直升机出现在他名下。在1997至1999年三年间,他一共买下7架飞机。而出于对飞行交通的兴趣,张跃在37岁时拿下了直升机驾照。
「拥有私人飞机的企业家」让他名声大噪。他用这些飞机为远距离的客户提供快捷的飞行服务。
后来,他偶然看到一组数据,一棵树平均一年吸收18.3公斤二氧化碳。他估算,自己飞北京往返一次,排出的二氧化碳需要8棵大树生长60年才能吸收。「我的公务机飞趟北京大概是用1.8吨的油,相当于砍掉八棵树,这个罪孽比较深。」
读到美国学者艾伦·杜宁的著作《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则是改变观念的另一个契机。在这本书中,艾伦·杜宁认为:人们必须改变生活方式,理性地控制创造财富的力量,创造一个量入为出的社会。
张跃开始减少使用私人飞机,飞机被锁在机库里,只偶尔用来应急,以及一些公益救援,比如救灾、消防。
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理念,并不止于停用私人飞机。2008年,张跃创办远大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从源头解决废油污染和循环利用难题」为使命,开始以工业、交通废矿物油为原料,生产清洁油品。2009年,创建远大可建科技有限公司,开发「超强超轻」不锈钢芯板系列产品,试图用环保建筑来解决节能减排的宏大议题。「低碳、环保理念的宣传者、践行者」逐渐取代「拥有私人飞机的企业家」,成为公众认知中张跃最显眼的一个「标签」。
张贤铭出生时,父亲刚开始在长沙创业。7岁以前,他在郴州和奶奶一起生活。之后到长沙,再之后到新加坡读中学。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建筑学院毕业后,又分别在新德里、柏林学习、生活了一段时间。
父亲开始进入建筑行业时,张贤铭正在读大学,他觉得,「这和我的专业不谋而合」。所以,他在回国之后,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家族企业。
和不少同龄的企业家二代进入家族企业就开始按部就班地执行父辈的接班计划不同,张贤铭和父亲张跃并没有类似的规划,「我父亲目前也可以说是在不断地创业,从来没有歇息过。」
张贤铭看来,父亲对自己的培养,「更像是交班,而不是让我接班」,「不是说稳定地接以前的一套运营规则或者一个角色,就可以把这件事情运营好。更多的是成立新的公司,让我干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也算是我父亲交班的一个方法。」
回国这几年,「新的事情」张贤铭没少干。比如,2015年回国不久,张贤铭便创办了P8星球、蓝天实验室。
P8是远大城内一栋8层、共5000平米的节能建筑。
P8星球的创立,与爱情有关。
从柏林回国,张贤铭是和女朋友一起的。女朋友黄立亭是台湾人,张贤铭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时认识的。
初到长沙时,黄立亭听不懂长沙话,也没有其他朋友,「当时蛮伤心的」。而长期在国外学习、生活,刚回国的张贤铭也需要再适应。
回国之初,张贤铭想做泛教育的项目,在考察了国内几家大的联合办公和创业园区,却找不到他能融入的环境。「我们和上一代人需要不同的创业氛围,我喜欢一个个宽松的空间,里面住着来自不同背景、在一起能激发创意的人。」
他跟女朋友商量:「不如我们一起来创造自己的小环境吧,如果你想要有一些改变,首先自己要做出改变。」
于是,P8星球诞生了。当时的一些媒体,浪漫而夸张地把这件事描述为,「一个富二代,为一个女人,建了一座城」。
实际上,作为一个可持续创新社区,P8最大的特征是联合办公。里面流动着设计师、程序员、教师、导演等不同角色者。自成立以来,P8已引进数十个优质机构和项目,连接从NGO到商业组织的生态网络,诞生了多个千万级融资团队。
除了创办P8星球、蓝天实验室,张贤铭目前还担任远大芯建总经理、远大集团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
他说,自己的公司和父亲的公司理念一脉相承。「父亲很早就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父亲的做法是通过创新,通过技术去实现。我可能会通过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去探索。比如说,全球年轻人都特别支持这个议题。某种程度上,它是全人类的一个共同愿望。它背后有它的逻辑,可以在未来形成一个很巨大的产业。但谁都没有先前的经验,所以我觉得父亲给了我很多的空间,让我去探索一个很有逻辑的事情。」
2005年,父亲张跃加入企业家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对环境保护有诸多理念及实践。张贤铭作为远大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有时会代表父亲参加环保NGO的活动及全球会议,也会不放过任何宣传父亲环保理念的机会。
他觉得父亲很享受做远大这个事业,当然也有压力和挑战。而自己从小就得在边上经历这种体验,得到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指导。「父亲不会有那么多的管教。可能最好的教育就是榜样。他自己要过一个很精彩的生活,他面对很多挑战时,有一个独特的生命的状态。我发现,我的孩子出生之后,我更多地会去寻找我到底是谁?我可以怎么过得更开心,然后我怎么能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风马牛与张贤铭的对话
风马牛:你怎么看富二代这个身份标签?
张贤铭:现在所有人都在讲积累财富,但在父亲创业那个时期,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在积累财富。所以,我父亲那一辈是属于比较早富起来的。等我们出生之后,就像含了金汤匙一样。其实,很多「富二代」是看着自己父辈打拼出来的,小时候也有很多经济条件不好的经历。
「富二代」这样的属性标签,让我们在为人处世的时候,很容易被这个角色捆得很紧。会让这个群体,包括我个人,许多时候可能很难在一个没有标签的情况下和人去聊,去沟通。有了标签,你就得进入一个演绎的角色。
我有一些玩音乐的朋友,大家都没有见过面,就是网上聊,聊得很开心。所以有时候会享受那种没有一个属性标签的状态。
我现在经常和一些玩音乐的人在一起。在音乐和艺术前面,真的就不是钱的问题了。有钱你可以买很多的设备。但你有最好的设备,并不一定是最酷的事情,更多的还是看你能做出什么样子的音乐。
在今天,这个「头衔」可能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更多的是说,如果有更多的资源,应该拿去做什么?不管是为自己,或者商业方面的职责,还是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风马牛:看得出来,你很热爱音乐。有没有想过把它发展成事业当中的一部分,或者在这个行当里做点事情、做点投资?
张贤铭:我也想过能不能把音乐变成商业,变成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很难,我觉得我的音乐太小众了。我也不会强求把它变成怎么样,或者说投资这一块。
昨天晚上跟一个音乐人聊,他说,「有时候,我们总是在做一些给别人看的东西。其实,你每做一下都是在消耗自己的精力,但玩音乐是一个很养人的过程。」
音乐之于我,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可能就是一个兴趣爱好。艺术于我,是无处不在的。我觉得,偶尔,突然有一点点艺术一些东西出现的时候,升华一下,还是蛮奇妙的,对人的「内化」的帮助会很大。
风马牛: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在很多城市学习、生活过。怎么样能够快速地融入或者了解一个新的城市?
张贤铭:我会关注每一个城市的青年是怎么生活的。比如青年可能喜欢去咖啡馆,青年还可能去各种各样的艺术空间。艺术空间是我比较喜欢选择的。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定要看它的博物馆、艺术馆,虽然这不意味着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或者是所有人都适用的方式。
我在新加坡,看艺术馆或者博物馆的时候,发现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是非常强烈的。很多中国朋友会觉得,新加坡人就是华人,但他们会觉得,自己首先是新加坡人。
还比如,现在去柏林,很多人会觉得那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年轻人很多,夜店很多,很潮流。但在我看来,柏林完全不是那些东西。你走过柏林的这些博物馆、纪念馆和艺术空间,就会了解,在二战以及冷战期间,柏林的历史非常独特。因为这一段独特、曲折的历史,触动了当地人对艺术的一种反思,才会有现在的这些音乐、这些艺术。
我喜欢那种能感受到强烈能量的东西。去成都,我会去都江堰。站在一个建筑物边上,我可以感受到建造者的一种情感。那种建筑美学的体系,还有现在的「国潮」,中式美学的方方面面,其实不只是一个视觉的东西,在现代建筑上也有很强大的力量。
风马牛:在录制《亲爱的小店》这个节目期间,觉得东瓜山的夜宵怎么样?
张贤铭:我们常说,长沙的菜,要炒出「锅气」,去东瓜山,在牛杂店,你能感受到,大厨此时此刻的心情和状态对菜品口味的影响。和一些西餐店那种比较精确地「放多少克」不同,我们是「少许」,「盐少许,味精少许」。
但长沙东瓜山的这些真的是好吃的。湘菜也好,重庆那边的菜也好,菜里放很多油、很多盐、很多辣椒,吃的那一刻,它们会麻痹你的神经,打开你的味蕾,它们是可以迷住你的。但其实第二天是会后悔的,因为口味太重了,可能会肚子不舒服。
而且,当我听了牛杂店的故事之后,吃的时候,心情是不一样的。吃的那一刻,我会被打动。
风马牛:你怎么看西餐店比较精确地「放多少克」,而我们是「盐少许,味精少许」,比较随意、模糊,这两种文化下的差异?
张贤铭:表面上我就不讲了。可能底层逻辑上来说,西方的小店想的是流程化,越小的店可能越需要流程化。他们对事物的追求,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状态。
我们中国人就比较聪明,特别善于变通。另外,我们发展的速度特别快,所以百年老店也就相对更少,没有那么延续。我觉得,在中国,一个人的成功,很多时候有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偶然性比较多,也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投机,但机会也真的是会比外国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