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先生走了，于2024年2月25日10时30分逝世，享年79岁。

宗庆后的生平，他自己讲过不少。比如生于解放前，长在红旗下，人过不惑才开始创业，白手起家，不搞权钱交易，不搞暴利行业，“我不介意被人称作首富，也不怕当首富”。

如果粗颗粒地去理解，这些说法不出奇，但细细去想，你会发现，这并不是那一代人的典型属性，而是宗庆后难得的，超越某些时代性的企业家精神。

投中网最近对话了一位颇有成绩的顶级投资人，他有一句回答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杨晓磊问他，你成为今天的你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他想了想，回答说，除了高考，没有突变。我是想说，一个人的命运，在大时代面前，在很长的时间周期之下，往往是作为客体被塑造出来的，人的因素要摆的很靠后。

宗庆后有些不一样，一方面，他是把名字留在了时代的某些节点上的人。

1978年改革开放，宗庆后是这一年回到杭州，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都是共产党教育”，所以最初创业的想法不是经商，而是“单纯想做点事”；娃哈哈第一桶金，人们都知道是来自儿童营养液，契机也是从时代里来的：当时计划生育刚刚实行，很多家长宠爱子女，导致小孩偏食挑食，营养不均，而娃哈哈此时推出了儿童开胃产品营养液。

另一方面，宗庆后遭遇了，解决了不少超越时代的难题。放在投中读者这里，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两次并购引发的故事。

例如，在1991年，准备扩大产能的当口，恰好杭州市委秘书长找到他，希望他接手资不抵债的杭州罐头厂，一百多亩地，6万多平米厂房，不要钱，只需要接收400-500工人。要知道，1991年邓小平还没有南巡讲话，领袖还没有替你说服大家，时代并没有全然准备好，宗庆后就要迎难而上了，兼并的阻力可想而知。而此时，宗庆后被市政府拉去罐头厂做演讲，他从经济效益、员工利益、干部利益几个方面做了一系列保证，最终拿下了这次兼并。

我想，投中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会想起如今PE投资人在并购案例里的实操心得吧，会想起业内对单伟建那句“并购交易要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讨论和意见。但宗庆后呢？没有前人，没有经验，没有教材，只能靠自己，只能跑在时代前边，去披荆斩棘。

宗庆后凭借的不只是热情，还有智慧。他当时并没有按照政府最初的提议，免费兼并，而是估算出8000多万的价格，花钱完成了这次至关重要的企业兼并。

达娃之争，是宗庆后替中国企业超越时代趟过的另一个坑。

1996年，达能-娃哈哈“联姻”。达能与百富勤成立金加投资，再与娃哈哈共同组建了五家合资公司。按照宗庆后的说法，当时中国企业缺乏对资本运作的理解，合资以净资产而不是市盈率计算，先在价格上吃了亏。此后，百富勤把股权转让给达能，导致达能持股合资公司的51%，成了大股东，这又是娃哈哈在股权结构上的经验欠缺导致的问题。

此后由于行业波动，达能在陆续购买了乐百氏、梅林、光明、汇源的股份后，又要求以40亿元的价格并购娃哈哈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遭遇强烈抵制，达娃纠纷爆发，双方展开了为期数年的官司战。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截至2009年5月，娃哈哈以23∶0领先达能。最终达能认输，以仅仅30亿元的价格卖出了51%的股权，此前曾要价500亿元。

宗庆后后来说，接到诉讼材料后比较紧张，因为从来没有打过国际官司，“后来我想，有理走遍天下，没什么好怕的”。

所以，无论是杭州罐头厂兼并，还是达娃之争，宗庆后都亲身向中国企业家和投资人证明了一个事实：你可以缺乏经验、缺乏方法、甚至在某些时候做错判断，但你不能没有勇气、没有原则、没有是非。遵守商业规则，尊重自己，先明后不争，过往走的每一步都经得起推敲，才是宗庆后和娃哈哈穿越周期30多年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往往都是事情改变人，但有人改变了一些事。以今天人们的观念去看，宗庆后在属于他的这一段商业历史里，打破了创业的年龄偏见，定义了最初的政商合作，校正了企业与资本的关系，展现了现代人缺乏的智慧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