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协和医学院 “董袭莹事件” 引发舆论热议。她被查出博士论文抄袭、入学资格造假，最终学位证书被撤销。这一事件不仅暴露出医疗学术圈的诚信问题，更触动了公众对公平的敏感神经。而类似的权力寻租现象，在银行系统中同样存在。

而在银行系统，类似的 “董小姐” 事件同样存在。

当 "能力闯关" 变成 "拼爹通关"

以光大银行的张华宇为例，据金融界和第一财经报道，张华宇在职期间，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手中职权，将儿子、女婿、弟弟等众多亲属及关系人子女达数十人，违规安排进入光大系统工作。他还为这些人在职务晋升、工作调动等关键环节谋取不当利益，极大地损害了光大系统原本应有的公正政治生态。这种行为不仅践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也为后续一系列问题埋下了隐患。值得注意的是，张华宇的侄子张博，身为光大银行首席业务总监，也因涉及张华宇案而被查。这一系列事件深刻揭示了裙带关系在光大银行内部滋生的严重程度及其恶劣影响，内部的监管漏洞和权力滥用问题也随之暴露无遗。​

再看九江银行的情况。据澎湃新闻报道，杨沁通过 “3+2” 模式 19 岁获得大专学历，毕业后进入九江银行。其父亲杨勇为九江金融控股集团董事长，任该集团董事长前，是九江市财政局副调研员，而九江市财政局是九江银行的大股东之一。杨沁 2009 年从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毕业后进入九江银行甘棠支行任柜员，2012 年 2 月起任该支行客户经理。2015 年 4 月调任九江银行大校场支行行长助理，2016 年 3 月后任九江银行柴桑支行行长助理，2018 年 4 月出任九江银行营业部总经理助理，2019 年 2 月起担任九江银行湖口支行行长，2 个月后挂职湖口县副县长。她在 10 年间从柜员升为支行行长，升迁速度引发公众质疑。

有资料显示，杨沁的父亲杨勇曾在九江市财政局任职，担任过副调研员、九江银行监事及董事等职务，而九江市财政局又是九江银行的大股东之一。这种特殊的亲属关系，让人们不禁对杨沁的升职之路是否公正产生怀疑。虽然九江银行声称其人事任免符合规定，竞聘支行长程序公开透明，但鉴于其父亲的特殊身份和职位关联，公众的质疑声依旧强烈。这一事件也反映出九江银行在人事管理和监督机制方面可能存在不足，未能有效消除公众对裙带关系影响晋升公正性的疑虑。

此外，红星新闻也报道过江西银行原董事长陈晓明在任职期间，也存在诸多违规操作，为自己及亲属谋取私利，大搞家族式腐败，肆无忌惮，为亲属入职金融系统、开展业务等方面谋取利益，纵容甚至帮助亲属进行违纪违法活动，严重破坏了银行系统的正常秩序和公平环境。这些事件的本质，是权力私有化与监管失效的共振。核心矛盾在于公共职权异化为家族或个人的资源分配工具 —— 当金融系统的管理岗位成为 “权力私产”，选人用人的标准便从能力导向扭曲为关系导向，公平竞争的职业上升通道被特权阶层的 “内部传送带” 取代。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金融领域，更是诸多公共系统的共性顽疾，折射出权力监督体系与现代治理需求的深层张力。

制度重拳下的 "暗度陈仓"：监管升级能否终结 "萝卜招聘"？

近年来，针对此类问题的制度约束逐渐织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要求 “凡提四必”，对干部档案、个人事项报告等严格核查；《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划定亲属回避红线，禁止关键岗位人员直接参与亲属入职审批；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则从源头上遏制 “旋转门” 式利益输送。这些制度组合拳推动选人用人透明度显著提升，2023 年金融监管部门公开通报的违规任用案例较五年前下降 63%，显示出治理成效。

但制度执行的 “最后一公里” 仍存梗阻：部分机构将公开招聘异化为 “萝卜招聘”，通过设置个性化报考条件定向输送；亲属回避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曲线规避”，如采用劳务派遣转正式编制、跨区域调动等隐蔽方式（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文章）。这提示我们，根治权力寻租需构建 “技术 + 制度” 的双重防火墙 —— 一方面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招聘流程全存证、可追溯，另一方面建立跨部门联合监督机制，将干部任前考察延伸至其家族社交网络。当权力运行的每一个毛孔都暴露在监督的强光下，当 “能力闯关” 取代 “关系通关” 成为共识，公平正义的阳光才能真正普照行业生态，重塑公众对公共系统的信任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