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空降兵冲向基辅安东诺夫机场的那个周，一位VC投资人终于意识到自己正活在历史中。

顿悟来自一场募资会议。在香港中环花园道3号的一间会议室里，这位顶着疫情赴港的投资人拜访一位英国老牌家办负责人，后者打断了他的自我介绍，问起了对俄乌地缘的看法。在没有听到“满意”的答案后，英国人起身离去。

一级市场投资人不习惯“活在历史中”，但当下却必须接受。中概股的困境、境外上市的堵塞、创业潮的降温、地缘关系的动荡，让全行业的气压迅速降低。清科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国内美元基金的募资金额下降了60%[1]。

风投行业流年不利，但马太效应却比以前更明显。

头部机构几乎在“横扫”桌上所剩不多的粮草。就在今年上半年，红杉中国完成了90亿美金的募资，启明创投则募到了32亿美金，凯辉在上海解封后的两个月里连续宣布5只基金募集成功，而曹毅也在上半年把70亿人民币收到了源码囊中。

头部仍然有火，腰部以下则全是冰。去年硬着头皮拿钱的管理人，焦虑的同时又感到万分庆幸；没赶上最后一班车的机构，需要祭出2‰～1%的提成发动全员找钱。

而很多刚提VP的才俊们，则是前年投消费，去年投芯片，今年投简历。

对金主的重视自然前所未有。在VC/PE这门生意里，基金的管理人和出资人被缩写成GP和LP四个简单字母，General Partner（普通合伙人）和Limited Partners（有限合伙人）的关系古老而悠久。在资本主义的迷雾里，他们之间的甜蜜、博弈、争执和分道扬镳一向是个永恒的话题。

环境日益干燥，LP群体如同吐鲁番戈壁上的坎儿井，每个人都想抱紧它们。

GP一向是聚光灯下的主角，他们在媒体前侃侃而谈，拥有密集的飞行计划和论斤称重的BP，他们去纽约或香港敲钟，喜欢议论Midas List和40u40，朋友圈里则塞满了被投企业的融资新闻和PR文案，以及略显塑料感的各类恭喜。

相比GP，LP是一个隐秘的群体。比如人们熟悉红杉和软银，但未必听过Adames Street和磐石基金；人们知道晨兴投小米赚了866倍，但对其最大的LP香港陈氏家族却甚少了解，后者更广为人所知的，是南京西路上的恒隆广场。

一位80后投资人回忆起第一次接受顶级LP尽调时的场景，“手心都是汗，全程都在被chanllage，比高考还紧张。”他最终收到这家常春藤大学捐赠基金的确认函， “这是一张上牌桌的门票，每年新拿到的中国人不会超过20个。”

人们通常以为台前的GP推动了创业和创新，但追溯钱的流向，藏身幕后的LP们才是真正的「氪金者」。过去二十年中国创业热潮一轮接一轮，诞生了无数商业英雄和投资明星，氪金的LP们虽然隐身不见，但他们确是蛋糕最大的分食者之一。

这些人既可能是中东某一个产油国的主权基金，也可能是珠三角一个刚卖掉工厂的广东老板。数量并不大的「氪金者」们操控着几万亿美金的VC/PE，VC/PE再去决定无数创业公司的命运，而创业公司们则去重塑数十亿人的生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江湖？

01 风投是个啥

在1998年，除了位于西城区三里河的财政部，中国几乎找不到愿意「氪金」创新的钱。

那一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长江洪水肆虐南方，朱老板带着“地雷阵”的金句走马上任，而楼部长和周行长还只是副部级，日后影响深远的“朱楼周”体系尚未成型，中国经济连自身何去何从都没想好，风投更是玄幻概念。

1998年马化腾跟四个朋友创办腾讯，马云则带着沮丧的团队去爬长城；刘强东在中关村卖光盘，王兴在清华念大一，而他的龙岩老乡张一鸣才刚上高中。未来的科技新贵还没有对资本感到“饥渴”，GP和LP更是踪迹寥落。

成思危在这一年提出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的“1号提案”，被视作中国风投行业的起点。但做风投的第一要务不是发文件，“募投管退”四部曲里，“募”首当其冲。找不到愿意出资的LP，一切都白搭。

那会儿连四大行都接近“技术性破产”，谁又敢把钱往没听说过的「风投」里砸水花呢？

美元基金倒是很早就来了。1993年，风投教父熊晓鸽带着IDG创始人Patrick McGovern给的1000万美金，回国成立“太平洋风险技术基金”，但长达7年都没有项目退出，以至于被IDG内部讽刺“中国风投? 听来就像往墙上扔大粪。”

湖南大学外语系时期的青年熊晓鸽（左一）。图片来源：《遇见大咖》

不过麦戈文一直力挺熊晓鸽，而他自己也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1980年3月，麦戈文就在中国成立了第一家中美合资企业——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福布斯》甚至尬吹麦戈文“在中国的读者比《人民日报》还多”[2]。

熊晓鸽给行业上的第一课就是搞定LP有多重要。要是搁现在7年没有项目上市，LP沟通群恐怕早就变成维权群了。

美元基金要搞定老外，人民币基金则要依靠市长。1999年7月，前申银万国总裁、上海滩“证券猛人”阚治东，在深圳副市长庄心一推荐下主持筹建深创投。募资方式接近红头文件：计划总金额10亿，深圳政府出5亿，本地国企出5亿。

但就连当时见多识广的国企老总们都对风投闻所未闻，有的对刚刚倒闭的中创和广国投心有余悸，觉得政府又在挖坑。最后，日后出任证监会副主席的庄心一以政府名义把他们请到办公室，才好说歹说凑齐5亿中的2亿。

不过阚治东也不负所望，他通过一系列骚操作不仅稳住了LP，也在一级市场开创了许多开先河的玩法。比如在A股行情好时积极打新，3个月内狂赚2000万，给国企LP分了红，第二年大盘又涨50%，深创投又赚1个亿[3]。

论利用A股赚钱，阚治东的确内行，但论风险投资，他却备受争议。当时阚治东奉行“差一步”模式——只投差一步（就上市）的企业。这种只搞pre-IPO项目、稳健不容易翻车的模式显然是深谙国资LP属性的人才能想出来的策略。

深创投开业仪式，1999年

当然，也有的国企老板主动拨款办风投，比如湖南电广的董事长龙秋云和日后大名鼎鼎的达晨创投。

达晨创始人刘昼原本在湖南广电中心做财务科长，参与过“中国传媒第一股”电广传媒的上市。2000年，电广传媒董事长龙秋云找到他，“给你一个亿，去开个风投公司”，于是湖南电广成为了达晨的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LP。据说刘昼在办达晨前找了个风水先生算了一卦，把达晨的总部定在了深圳[4]。

风水先生肯定没算到龙秋云的命运。2019年，龙秋云因涉嫌腐败被判刑十四年。早在出事之前，他违规持有达晨股权的事情便闹得沸沸扬扬。而无独有偶，阚治东在离开深创投后也曾短暂入狱。两人的经历，是中国资本市场野蛮年代的一个注脚。

无论如何，中国最早期的LP阵容逐渐有了自己的模样。但他们刚一入场，便遭遇了寒冬。

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同时国有股减持工作启动，A股进入4年熊市。同年创业板计划搁置，国内创投退出渠道被阻断。到2004年，深圳本土的创投机构倒闭了90%，深创投自己也濒临倒闭，直到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后才重焕生机。

美元基金熬的时间稍短一些。到了2003-2004年，IDG投的腾讯、携程、百度纷纷上市，与投了新浪的华登、投了网易的霸菱、投了盛大的软银等最早入华的美元基金盆满钵满，也让一众美元LP首次尝到了“long China”的甜头。

2004年，硅谷银行组织了一次6天行程的来华考察，25人团里包括红杉之父Don Valentine，KPCB的John Doerr等一众风投大佬。考察后，大部分人都做出了入华的决定。多年后，他们会为自己的决定而感到无比庆幸。

1998年-2004年对创投来说是萌芽期，对中国来说则是新旧交替，迷惘和焦虑在此时常态，但在普遍的彷徨下，一些新时代的枝芽也在生长。倒回到2004年，没有一个GP和LP能意识到那股即将来袭的新经济浪潮，会有多么猛烈。

02 扶我上青云

与大开大合的1998年相比，2005年显得像是个平平无奇的小时代。但小时代，有时反倒是好时代。

这一年，青藏铁路全线铺通，神舟六号上天落地，两千年的农业税被废除，国内GDP连续第三年两位数增长。中国出口借着世贸东风席卷世界，全球资本纷纷将目光投向这块奶与蜜之地，创投江湖的LP数量和种类都在增加。

这一年，股权分置改革落地，国内创投的退出渠道被打开。原本濒临倒闭的深创投在“南帝”靳海涛带领下起死回生。在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有26家被投企业IPO上市，创下了全球同行业年度IPO退出的世界纪录，至今无人超越。

但靳海涛更大的贡献，是推动政府引导基金从概念落地为现实。

其实，早在2002年，中关村创业引导基金就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的雏形初现，但由于各种细则不明，存在感微乎其微。

但靳海涛认为，中国各级政府不仅有财政基础，而且对经济因素的掌控力冠绝全球，拉政府入伙，依托政府布点，显然比自己一城一地地啃性价比更高，也能形成与国际同行的差异化打法。

于是从05年开始，他频繁往返各地，最终在2007年1月牵头深创投与苏州政府及民营资本共同出资3个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引导基金，并成为软银中国的LP。翌年，发改委联合财政部和商务部共同出台《指导意见》，政府引导基金在制度层面日渐成熟，逐渐成为人民币LP江湖中一位影响深远的重磅玩家。

而在海外风投大佬们来华考察后，2005年，美元基金也开始批量进入中国。

这一年，红杉找到沈南鹏和张帆，同一时期DCM找到在新浪上班的林欣禾，SIG（海纳集团）找到UT斯达康的王琼和龚挺，纪源资本（GGV）找到集富亚洲的李宏玮和德丰杰的符绩勋…… 一批美元GP，找到了各自的驻京办主任。

不过，当时沈南鹏们并不需要直面海外家办、捐赠基金、养老金、FOF母基金等美元LP，而是借道其母公司成熟的LP网络和募资系统，间接完成募资。当然，代价就是分钱分的少——这也为日后VC2.0大裂变埋下了伏笔。

但当年同一时间成立的一批新VC，则已经开始走向独立积攒LP的道路。

2005年，由于对股权安排不满意，软银亚洲的阎焱与孙正义分道扬镳，软银亚洲也改名软银赛富；霸菱资本的徐新在同年去职，创办今日资本；33岁的张磊也在这一年带着耶鲁基金会的2000万美元，回国创办高瓴。

求学时代的徐新

这些人的背景都难以复制。要么在美元GP工作时业绩突出，成为进入美元LP视野中的第一批中国人；要么干脆就在顶级LP里工作过，张磊就属于此列。

凯辉基金（Cathay Capital）蔡明泼的经历更戏剧化，蔡明泼出生于福建，20岁时留法，30岁创办石材企业Stonest，把老家福建的石材卖到法国，为此蔡明泼跑遍了法国大小上千个村镇，也因此与法国前10大家族中至少一半建立了紧密联系。

之后碍于行业增速和天花板，蔡明泼转型做风投，这些富家大族也顺势成为凯辉的第一批LP，第一 期基金就囊括了赛博、欧尚等家族企业。后来法国排名前100位的家族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家族是凯辉的长期投资人。

跟经历独特的大佬们相比，大多数本土VC在“募”的方面困难重重，尤其是当年资本市场还尚未成熟，成功退出项目很少，IRR（内部收益率）都不靠谱，更别说DPI（投入资本分红率）了，本土GP很难用数据向LP兜售自己的份额。

一些帮GP募资的第三方机构服务也在此时应运而生。

2008年，创业板开市在即，嗅觉敏锐的红杉中国和IDG开始布局人民币。在2007年，红杉中国对一家叫诺亚财富的公司进行了投资，而之后，诺亚财富便协助红杉中国完成了第一期人民币基金的募资，此后双方一直保持紧密合作。

同年，达晨投完了最初的1亿人民币，也在为募资感到焦虑。在深圳一场投资论坛上，达晨合伙人邵红霞得知诺亚正在帮红杉募资，于是也找到诺亚帮忙，合作打造了“达晨创富”，开始第一次市场化募资。邵红霞在2个月里跑了近40场路演，最终募了4.63亿人民币，主要LP都是民营企业家和高净值个人。

被三方机构带到LP圈子里的高净值个人，他们的体验并不总是甜蜜。一位累计向头部VC基金投了5000万的个人客户向新枝吐槽道：“募资的时候被销售拉去跟VC合伙人吃了顿饭，后来就很难直接联系上了，发微信从来都不回。”

民营企业家可能看的更开一点。一位佛山老板在KTV里跟笔者历数他的LP经历：7年时间投了8家，收回的钱大概只占本金的30%。不过他投的最多的一家VC录用了他的海归女儿做实习分析师，“心理层面挽回了一点儿损失吧。”

财务投资人之外，产业资本LP也开始崛起。

2011年，刚经历了“3Q大战”的腾讯成立了“腾讯产业共赢基金”，从自建业务，转向通过投资、收购搭建生态圈。互联网大厂战投部等产业资本LP由此进入大众视野，也拉开了巨头之间代理人战争的序幕。

2005-2013年是中国创投行业的初步发展期，主权基金、家族企业、捐赠基金、产业资本、政府引导基金、市场母基金、高净值个人等LP圈的玩家都已经陆续登场。尽管在GP的眼中，不同LP的“分量”，显然是千差万别。

不过在一部马力强劲的电梯里，站着的人、躺着的人、坐着的人、蹲着的人，大家都能赚到钱。

03 朋友圈募资

从2013年到2018年，一级市场所有人都在数钱。

阿里、美团、微博、小米、快手、头条、滴滴、B站、拼多多、陌陌、虎牙、斗鱼、YY、饿了么、知乎、小红书、猎聘、映客……等一大批公司的上市或崛起，让中国创投行业从2004年的用手数钱，变成了2018年的用运钞车拉钱。

这是移动互联网的黄金时代，也是美元基金的黄金时代。2017年10月趣店上市，当天市值摸上了100亿美元，周亚辉的投资笔记刷遍朋友圈，罗敏也豪言趣店目标是500亿美元。现在回想起那时的浮华和疯狂，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忙着计算Carry的GP们猛然发现：GP赚钱了，LP赚钱了，FA赚钱了，但要论房间里的有钱人，怎么能忘了创始人呢？

因此，LP圈子迎来了一个新群体——成功上市的创始人们。他们扎堆在科技和互联网行业里，财富干净，普遍年轻，人脉广阔，热衷参与感，喜欢用投资来增殖财富，但更希望能借此保持对行业的敏感性——这简直就是完美的LP。

而恰在此时，大量美元基金1.0时代的明星投资人准备单飞。2014年，原IDG合伙人张震、高翔离职成立高榕资本；原红杉中国副总裁曹毅创办源码资本；前阿里战投部和鼎晖创投的屈田成立蝙蝠资本……美元基金的2.0时代冉冉升起。

刚刚创办源码的曹毅，2014年。图片来源：品玩

从一开始，VC2.0们就瞄准了那些刚刚上市或者套现的科技新贵。

2013年，曹毅在红杉内部会上给“嗓子都说哑了也没人投他”的张一鸣站台，力推今日头条，虽然未果，但与张一鸣建立了长期联系，而他更是在2006年王兴的校内网时期就与其成为好友。2014年春节后想单飞时，曹毅第一个找到王兴，在他家楼下的上岛咖啡馆从晚上10点聊到凌晨2点半[5]。

源码成立时，王兴张一鸣各给500万美元，成为源码第一批LP。

实际上，曹毅还在清华念书时，就极其擅长资源连接。2004年，还在读大四的曹毅问已经在搜狐做工程师的王小川：“你什么时候创业？我帮你找人”。现网易高级副总裁周枫当年从伯克利回国，在五道口建实验室时，早期团队几个人也是曹毅帮忙张罗[5]。

靠这种八面玲珑手，曹毅后来干脆办了个“码荟”，利用源码的平台，把LP和被投攒到一起，互通有无，王兴、张一鸣、姚劲波、李想都是码荟成员。募人民币时，有的地方官员提出以见张一鸣为附加条件，码荟也能发挥作用。

源码办“码荟”，高榕则定位成中国的Founders' Fund ，甚至取名高榕也因为“榕树最大的特点是由主干和很多气生根构成，无限延展，构造成一个独特的生态网络。”

“朋友圈募资”是VC2.0时代美元基金的鲜明特点。这并非真的在朋友圈发条状态募资，而是通过经营LP与被投企业的圈子，形成资本的“内循环”，甚至以这个圈子本身作为杠杆撬动外部资源，减小募资成本。

“圈子”之所以成立，一方面是因为彼时的互联网发展催生了大批科技新贵，让创投圈里的玩家数量足以形成“圈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圈内沟通更简单易行。“圈子”不仅可以稳住LP，利于募资，还能挖掘到好的被投。

2014年年底，刚成立不到一年的高榕喊了20多个被投和几个LP一起来吃火锅开年会，其中LP也包括MFund的胡泽民及其当时的管理合伙人黄峥。席间聊起黄峥在做的拼好货，张震当场拍出6000万美金估值，吓得胡泽民和黄峥同时闹肚子去厕所，15分钟后出来就答应了，那会拼多多甚至还没上线[6]。

除了把钱直接交给这些2.0版的VC，靠地产和互联网致富的新贵们有的干脆自己成立了家办。龙湖吴亚军有双湖资本，他的前夫蔡奎有佳辰资本，马云和蔡崇信的有蓝池资本，张旭豪把饿了么卖给阿里后也成立了鲨鱼资本。

同一时期，移动互联网战场上烽火连天，自带流量和资源的大厂战投部门为了财务回报和保持战略嗅觉，既想做GP，也想做LP，腾讯就陆续成为红杉、高瓴、钟鼎、高榕、真格背后的LP，甚至还投了跟阿里关系密切的云峰基金。

“双创”之后，人民币市场也是烈火烹油。

2014-2016年，各地新设的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井喷，从3271亿元飙升到3.73万亿元，翻了10倍。井喷的引导基金给GP的人民币募资带来了更多选择，2017年源码的第三期人民币基金中，除了母基金和大型央企，也首次出现了国家级引导基金的身影。

但是，一些引导基金因为吸引不到足够社会资本，开始向银行以明股实债的方式募资，增加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而为了吸纳高净值个人作LP，VC/PE与银行、信托、券商、保险、第三方理财等机构合作开展通道业务，积累着金融系统性风险——这都为之后的强监管埋下了祸根。

2014年-2018年，一批功成名就的互联网新贵开始反哺其曾经的投资人，LP圈子的重要性凸显；政府引导基金的爆发，也给人民币市场送去了大量弹药。这是中国创投圈的高光时刻，也是遍地黄金的盛夏时节。

转眼时间到了2018年，盛夏的狂欢戛然而止。

04 鏖战人民币

对于一级市场而言，2018年的关键词不是中美贸易摩擦，而是一个叫做《资管新规》的东西。

这部强监管的法规于2018年4月出台，切断了银行理财通过资金池进入了一级市场的通道。同时，大幅度提升了合格投资者参与VC/PE的门槛，并进行穿透视监管，各类金融机构和母基金的募资受阻，人民币LP江湖骤然转冷。

相较而言，美元基金仍然沉醉于夏末的欢愉。2018年，美团、拼多多、B站、虎牙纷纷上市，一帮美元基金成功退出；2019年，新氧、云集、斗鱼、房多多紧随其后，美元基金募资额比2018上涨874%。

一些人民币基金看着都眼红，洪泰基金的创始人盛希泰就在当年年底的年会上对员工和LP们喊话[7]， “不做美元基金没有饭吃。”

新冠爆发后，美联储开动印钞机给市场投放无限弹药，以至于在2020年-2021年上半年，国内美元基金的募资更上一层楼，10亿美元的单期规模都屡见不鲜。在投中2021年的闭门会上，有LP直言：这一年的业绩顶过去三年。

但美元基金从盛夏到凛冬的转变，也几乎只在一瞬间。

2021年7月，“双减”出台，滴滴事件发酵，5个月后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落地，中概股退出前景晦暗，靠赴美上市退出的美元基金也受影响。2022年一季度，投资中国的美元基金募资额约14亿美元，只有去年四季度的1/3[8]。

这种背景下，大量美元GP开始焦虑如何募人民币。同样是募资，募美元和募人民币几乎是两种不同的玩法，前者需要在陆家嘴或中环的会议室里展示IRR和DPI，后者则可能需要对着一名处级干部引用十四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

头部基金大都能同时驾驭美元和人民币，比如红杉、启明、源码等。在创投寒冬中，无论是美金还是人民币，份额都在迅向头部集中。

红杉你学不会，凯辉则成为拆解对象。在上海解封的两个月里，过往颇为低调的凯辉连续宣布五只基金募集成功，其中包括首关16亿的人民币二期基金。但跟蔡老板的石材生意一样，凯辉对LP的长期经营也很难被复制。

比如凯辉有一个专门的ER（Ecosystem Relationship）部门，给LP提供咨询、对接等一系列服务。以某个长期LP为例，凯辉单数月为其介绍欧洲项目，双数月为其介绍美国和东南亚项目，还给其家办看食品饮料和海外SaaS方面的机会。享受这种服务LP自然愿意掏钱，哪怕在逆势的环境里。

当然，美元募资难的原因除了环境因素外，最重要的是国内一级市场的大环境经历了“移动互联网 - 硬科技”的范式转变。与移动互联网相比，硬科技赛道的退出周期更长，回报却更低。美元LP面对如此落差，自然意兴阑珊。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美元基金在募资上的困境，最终只能靠增募人民币来解决。但资管新规后，人民币市场趋紧，目前市场上的人民币LP主要分三类：政府引导基金、产业资本和高净值人群（家办）。每一类的特点和诉求各有不同。

相较财务回报，政府引导基金更重视地方招商引资和产业升级，因此往往带有返投要求。以某直辖市的政府引导基金为例，其明确要求返投的金额上不低于出资额的2倍。这对习惯了投资不受约束的美元GP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

除了政府引导基金，这两年在硬科技的浪潮下，来自实业界的人民币LP，也在快速崛起。

以宁德时代为例，其不仅自己下场做投资，在机器人、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出手阔绰，还成为高瓴、博裕、晨道、上汽恒旭等投资机构的LP，而高瓴还是宁德时代定增的最大参与者。这种“内循环”，把宁德试图通过投资来保持产业嗅觉的想法，展露的一览无余。

与财务投资人相比，人民币产业LP对硬科技更感兴趣，也更在意产业链的融合。但无论是实业经验，还是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都恰恰是美元GP们的短板。头部机构家底厚实，尚可以补课上车；腰部以下机构，则困难无比。

换句话说，美元的断供和人民币的不适应，标志着一级市场最大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拉开了帷幕。

05 前路夜未央

曾几何时，LP圈子里存在着一条隐约可见的鄙视链。

主权基金、捐赠基金、顶级家族等站在这条链的顶端，他们的出手往往意味着最高等级的背书；500强公司和科技新贵紧随其后，他们带来的除了钱还有产业链资源；市场化母基金紧随其后，其是VC/PE最喜欢的LP群体之一。

政府背景的各类基金——产业基金、引导基金、扶持基金——等通常排外靠后，因为其往往跟随着一些硬性条件；后面跟着的是纯财务投资的民营企业，其也不是GP们的首选；而只能投几百上千万的个人LP，通常位于链条的最底端。

在剧烈变化的这两年，一切老旧的链条都不再靠谱。一位以前没募过人民币的美元GP问自己的投资者关系专员： “陪领导时要喝白酒吗？”

但无论是谁鄙视谁，LP们的利润来源却都是一致的：公司的成长，产业的崛起，国运的兴盛。在过去二十年里，LP们的丰厚利润必然是来自于互联网、消费、科技、新能源、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快速崛起的行业。

氪金二十年，变革时刻也已经来临。移动互联网创业潮的降温、平台巨头战略收缩、风口赛道日趋减少……这些变化都指向一个结论：在资产配置重要组成部分的一级市场，LP们想要获得跟过去一样的靓丽回报，的确不容易了。

预期回报下降，并非意味逃离就是聪明的选择。中国虽然送走了史无前例的互联网创业浪潮，但在科技、制造、甚至消费领域的结构性优势仍然存在。正如一位美元母基金负责人评价的那样：“全世界都在摆烂，翻来覆去也只有中美能投。”

而从更高的层面上看，中国向创新的深水区进发也离不开这些「氪金者」。中国的利用外资史就是半部改革开放史，在非敏感行业过于执着地去区分外资、民资、还是国资，跟听黑胶唱片时讲究是火电还是水电一样荒诞。

别让「氪金者」跑了，是任何一款游戏设计手册必须置顶的规则。在中国转型升级的“吃劲”时刻，还有很多产业嗷嗷待哺，还有很多公司急需粮草，而整个社会层面的创业心气儿仍然强劲，这种时间窗口并非会永远都开着。

活跃的GP、LP和创业者，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象征，只有极少国家能够集齐这三大群体。比如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LP是沙特，其国内创业环境几乎是零，只能投给海外的GP——比如日本软银，而软银最大的投资目的地是中国，而非日本。

因此，无论是GP还是LP，在中国还有着远大的前程。但只有那些能够接受新范式的GP/LP们，才能熬过眼前的未央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