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又到了岁末年初的时节，不少朋友私下里问我：2024年到底会怎么走？言语间既有迷茫，也不乏“明天会更好”的朴素愿望。

如何看待过往与未来、现象与本质、机遇与挑战，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弦。

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因此，我想借由这篇文章，结合一年来的所见所闻，谈谈我所认识的当今世界和中国，或许能对你来年的工作与生活有所启示吧。

冰火两重天

这一年间，我与不少企业家协会或者组织交流，得到了一个很真实的现象：那些原来光鲜的老板群体，有接近1/3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意捉襟见肘，甚至连高尔夫球都打不起了；有1/3陷入纠缠，或是忙于躲债，或是忙于催债，总之不得安生；至于那些之前积累下浮财的人，一心只想着转移资产，远遁海外，只有不到10%的人，还能安安稳稳地做生意。让人不由感慨：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老板如此，中产阶级亦然。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印象深刻的视频，一个女人在哭诉，原先老公在企业做高管，年薪百万，待遇优渥，他们以此为基准规划人生，买豪宅，上国际学校。没想到一夕之间，老公失业，只能靠跑滴滴赚几千块钱，作为全职主妇的妻子，感到世界在眼前崩塌，房贷的压力和昂贵的学费，压得她喘不过气，又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只能痛哭失声。

这样的故事不在少数，特别是一些传统行业，以地产为例，连续三年的低潮，昔日百强房企一半已经暴雷，超过50%的从业者失业，不少人的生活被彻底打乱，陷入动荡之中。

老板和中产阶级难，普通百姓同样不易。

临近年底，我的孩子们纷纷从各地飞抵深圳，一家团圆。临行前，一位阿姨的航班却出了问题，死活上不了飞机，只好辗转了两三天时间才抵达深圳。了解后才知，一个普通的家政阿姨，因丈夫经营失败，也被连带成为失信被执行人，以至被“限高”。可见此番经济困顿波及面有多大。

从企业家的躺平，到中产阶级的动荡，再到基层百姓的境遇，仿佛一切现象都说明“凛冬将至”。

如何看待当下的形势和未来，乐观与悲观派各执一词，悲观派占据主流。毕竟出口下行、总消费不振、产能过剩等确凿无误的事实，都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及预期。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经济转型新力量，今年也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前段时间，一位名气很大的教授做内部分享，他足足列举了十三条理由，用严谨的数据和逻辑推理，得出极度悲观的结论，类似的观点我还见过不少。

2024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83万，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3万，平均竞争报录比为71.57:1，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以黄奇帆为代表的乐观派，却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驶过激流险滩，走在了正确的轨道上，复苏无非是时间问题。他同样也列出了一系列数据。我和黄奇帆先生认识已久，他扎实的宏观经济功底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都是我很敬重的。他的文章我也仔细读过，的确有见地。

在我看来，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都有道理，关键是立场不同，导致结论迥异。从事战略咨询近四十年，我逐渐形成了一套立体、动态、辩证的视角。今年以来，我走过十几个国家，也深入考察了几十家企业，从而得出了与乐观派、悲观派均不尽相同的观点。

旧船票与新客船

在我看来，中国现在面临的不是简单的繁荣或者衰退，而是一场内外部同时发生的深度结构性调整，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既受制于世界宏观环境变化的大逻辑，也受制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性逻辑。

调整的阵痛会持续一段时间，要做好打持久战、过紧日子的准备。

从外部宏观环境上来看，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初现成效，地缘政治、经济周期的不确定性，技术制裁、贸易壁垒的持续影响，深刻重塑着全球产业链结构和商业规则。

但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对外开放的新路，结构性机遇蕴藏其间。

过去三年，从超级宽松到激进加息，美联储完成了拯救市场和抗击通胀两大业绩。在2023年流动性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美元资产逆势上涨，通胀率下降到3%，失业率依然维持在历史低位，就业、消费和服务业保持强劲势头，美元霸主再一次体现了强大的威力。

美国经济高奏凯歌的同时，不忘对中国的打压。以2017年特朗普上任为标志，美国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采取遏制中国的路线，从特朗普到拜登，严重对立的民主、共和两党，在对中国的打压这一政策上，实现了罕有的延续性。

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一点，无论短期内中美之间是缓和也好，紧张也罢，中美间竞争是战略性的，是不可调和。对于美国而言，中美博弈是不计工本和不限手段的。

从内部产业结构而言，旧经济遭遇危机，新经济方兴未艾。与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交流，我能直观感受到何为苦乐不均。

有人叫苦连天，有人高歌猛进，有人楼塌了，有人起高楼。以房地产为例，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接近腰斩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如此迅猛地下行，对于房地产上游的钢铁、水泥、施工，下游的家具、家电、装修装饰等行业都影响巨大，和这些行业的人交流，感受到的是难以承受之重。

和新能源行业的人交流，尽管同样存在种种问题，但大家依旧乐观，认为这些“发展中的问题”，都可以靠发展来解决，阿里巴巴山洞的大门仍在敞开。

至于我身边那些啼饥号寒、纷纷躺平的老板们，绝大多数都是旧经济的从业者或依附者；新经济的从业者们，忙得甚至来不及发表感想。我亲家的孩子，一个刚刚从法国毕业不久的小姑娘，回国做网红，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在全网收获数千万粉丝，事业高歌猛进，可谓“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内外部同时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归根结底，都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正处于上下半场转型的关键阶段。

当下的中国，就像一辆正在高速前进的汽车，在新旧交替的转型阶段，需要重新踩离合挂挡，这需要时间，更需要磨合。

如何登上新的客船，如何平稳驶向远方？不仅考验着每一家企业的生存法则，更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中国企业出海的三条路径

2023年，中国对外出口总量和外商直接投资额双双下降，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很多人感到悲观。但在我看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正在走出一条全新的突围之路。

纵观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历程，以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时代已经过去，本应顺理成章地过渡到技术密集型企业。但美国为了限制中国高科技发展，实施非市场化管制手段，对与美国直面竞争的通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企业，如华为、中兴通讯、中芯国际、大疆创新、商汤科技、科大讯飞等实施管制。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对高科技保持垄断的野心。

“劳动——资本——技术”的发展路径受阻，中国开始转换思路，从“中国拥抱世界”变成“中国走向世界”，评价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指标将从“对外出口总量”和“外商直接投资额”，变成“中国对外投资增速”，这是底层逻辑层面的范式革新。

据商务部和外汇局公布，2023年1-10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为11.4%，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速为17.3%，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速为27%。这一数据充分说明，中国企业出海拥抱世界，将是大势所趋。

总结来说，中国企业出海大致有三条路径：

第一条出海之路，是传统产业往东南亚转移。从数据上来看，东盟是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截至2023年年初，直接投资企业数6500家，一场新的“下南洋”正在酝酿。

今年以来，我有不少原本在珠三角做工厂的企业家朋友跑到东南亚投资建厂，从传统产业摇身一变成了香饽饽，复现了当年在中国的发展路径。

前段时间我又去了一次越南考察，感慨很深。越南街头遍地是摩托车，路边小摊贩络绎不绝，不仅长得像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时代内核也很像，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全球产业链转移给越南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中美贸易摩擦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对于有志于走出去的企业来说，东南亚值得高度关注。

越南“有望成为全球新的制造中心”

第二条出海之路，是通过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建设，充分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2023年10月17日，中印尼合作建设的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印尼迈入高铁时代，这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标志着中国高铁“走出去”取得历史性突破。

与此同时，中国和中东各国从基础设施、高端制造到科技创新方面持续深度合作，直接输出中国成熟的经验。与之对应的，是中东主权基金在中国布局日趋火爆，这种双向合力正在成为重要趋势。

山东重工集团在埃及参展第五届中东和非洲智能交通展

第三条出海之路，中国的高端产业，尤其是以新能源为领军的龙头企业，正在向欧洲大举进发。前段时间，智纲智库与隆基绿能的钟宝申董事长交流，他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那时，他刚从欧洲回来，和德国工业部部长交流完，这位部长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他说，上世纪90年代，外资车企开始扎堆进入中国，尤其是德国汽车，凭借强大的技术和品牌优势一路攻城略地，当时中国设置了严格的准入条款，要求合资办厂，以技术换市场，不能单纯倾销产品。今天中国的光伏产业如同三十年前的德国汽车一样，技术力全球领先，想要打开欧洲市场，单纯靠产品倾销的逻辑一定走不通，必须要像当初的德国企业进入中国一样，融入当地才行。

钟宝申对话德国工业部长的故事背后，一方面能看出中国企业出海模式的迭代创新，另一方面更令人感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主客易位，中国广阔的市场容量、坚实的工业基础、充足的人才资源、雄厚的资金支持，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所形成的厚积底蕴，正在改写全球贸易格局。

从简单的衣服鞋帽换到科技含量极高的机电产品和光伏产品，繁忙的中欧班列见证着以中国为主导的全新贸易结构正在崛起，能够把握这一机遇的企业，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是麻雀还是凤凰

说完了外部环境，我们再回归国内市场。

当前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大历史阶段，一方面是旧的发展模式和结构不再适宜，传统加工制造业受大环境影响，低利润和高成本的矛盾愈加凸显；房地产业受高周转、高杠杆、高负债的影响，大量房地产头部企业暴雷，面对这场席卷全国的新旧经济洗牌，我简单将其概括为“麻雀效应”。

以珠三角为例，来剖析麻雀的生成史。

从20世纪80年代，部委企业进驻、“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走私贩私、倒卖批文的贸易时代；到90年代，民营企业开始起步，以华强北为代表，家电、消费电子引爆的元器件需求催生的电子时代；再到进入新千年后，中国入世，互联网产业第一波行情开始爆发，工厂经济向楼宇经济转型，手脚经济向头脑经济转型。

“东南西北中，发财下广东”，“麻雀”的天堂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氛围中快速形成，全国富有生机的“麻雀”都汇聚在这片丛林里。

但随着人均GDP已经迈过一万美金的大关，大湾区成为全球产业链最完备的世界工厂，高科技产业全面开花。树林不断升级，麻雀生存的环境越来越逼仄。

此时此刻，摆在麻雀面前的只有三条路：

一是转移阵地，无论是向东南亚转移，还是向内陆省份转移，必须要找到合适的空间才能生存，很多“麻雀”选择“东南飞”，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二是少数的“麻雀”在环境倒逼下，勤练内功，在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核心技术与产业生态方面下大力气创新，最终成了凤凰。从“麻雀”到“凤凰”的蜕变，是充满痛苦的涅槃重生之路，但同样是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至于那些既不想迁走又不能杀出重围的“麻雀”，只好选择第三条路，像广东人曾经最喜欢吃的荷花雀一样，成了餐桌上的美食，彻底被时代抛弃，这正是目前很多人面临的尴尬处境。

麻雀寓言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四新改变中国

旧经济的转型同时，是新经济的潮涌。

这一年间，我有意与更多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家交流，从他们身上，我深刻感受到当前时代正在呈现出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我将这一趋势概括总结为“四新”，即新基建、新能源、新智造、新消费。

在可预见的未来，这“四新”将主导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大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破题点。

第一“新”，是新基建。在我看来，智能化和大数据对各行各业的赋能植入，可以说都叫新基建。当下最为热门的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多个前沿技术领域，都属于新基建的范畴。

尤其是人工智能，2023年可以说是人工智能元年，我亲身经历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我在成都有一所书院，叫做望蜀书院，历时三年终于修葺完成，我特意邀请了一位学养极深的老先生做赋纪念。赋文初稿完成后，我广邀亲友试读，我的妹夫，一位定居美国的核物理学博士发来一篇读后感，内容旁征博引，文字洋洋洒洒，令人耳目一新。我不由心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的感慨，没想到这位理工科博士的文化造诣竟然达到如此地步，我还特地把这篇读后感发给作者，老先生看完后也很激动，引以为知音。

故事最后，我妹夫揭开谜底，这篇雄文并非出自他手，不过是把赋文输入了ChatGPT，由AI自动生成了一篇读后感，竟起到以假乱真之效。

这不由让我感慨，AI这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将比一个半世纪前发生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更为宏大、更为深远。

在新基建的加持下，很多传统行业也逐步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模式转变。

今年10月份，我受邀去西藏昌都市考察，当地政府安排前往中国第二大单体铜矿玉龙铜矿，我原本以为只是传统的矿山，看到的场景却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在智能采矿办公区，六七块监控屏幕上各种生产数据、设备信息不断跳动，只要寥寥几个工程师，就能远程操作进行挖掘和钻孔、推土作业；车辆分布，自动规划采矿作业生产计划这些数据实时显示。整座矿山的效率之高、智能化程度之深超出了我的想象。

玉龙铜业生产车间

第二是新能源。

早在去年，我就受邀担任隆基绿能的董事。借此契机，我得以了解光伏产业在新能源领域的广泛应用前景，真正见识到了新能源产业的巨大拉动作用。

与隆基绿能几位创始人深入交流后，我发现其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还是靠强大的综合成本优势。据创始人李振国介绍，太阳能光伏行业的根本规律就是度电成本。隆基绿能现在的发电成本仅为每度1角几分，国内光伏发电平均成本为0.29-0.30元，优于煤电的0.35左右成本，这条成本线是光伏行业的生死线。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当新能源企业不再依靠政府补贴实现盈利，行业的奇点时刻就此到来。

除了光伏产业外，目前中国的特高压、光伏和电动车等领域，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准。

特高压的技术手册和业界标准都是从中文翻译而成；再比如光伏技术，目前主产业链中，中国光伏硅片占到全球95%，电池、主机和多晶硅，占比最低也超过70%，全球太阳能技术真正由中国公司来引导；宁德时代在电池市场也占据全球第一的宝座……正是这一系列的成就，中国才有勇气向世界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这也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强底牌之一。

正如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在2024新年致辞中说的那样：“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我们坚信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是最确定的发展趋势”。

第三，新智造。

对于制造业来说，能否赶上这一波智能化浪潮，很可能是决定未来生死的关键。

现在很多人认为机器手臂、无人工厂、黑灯工厂就是智能制造的“代表”，实际上这是非常片面的认知。

智能制造其实是一项系统工程，从产品研发、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生产过程管理、生产交付、运行维护等等各方面提高智能化水平，只有提升了决策层、管理层、研发层的智能化水平，才算是货真价实的智能制造。

我前些天去东莞考察一家床垫企业——慕思，非常受启发。作为最传统的家居行业，慕思从2015年起就重金投入智能化改造，不仅仅是把新的数字化技术照搬引入，更是从内到外，从组织架构、管理，人才结构，甚至是企业观念、文化等一系列的转变。

对于像慕思这样的传统制造业来说，数字化转型并非易事。经过8年持续的投入和奋斗，慕思是生产、服务、产品、门店，物流等环节形成数字化闭环。我去工厂参观时发现，从产线下料到产品最后的包装，慕思整个工艺生产线上竟然只有两处有人工干预，自动化率非常之高。与此同时，慕思还通过海量的数据反馈调整，不断迭代其核心技术、能力和产品，把床垫做到极致，甚至接近奢侈品，在欧美市场也很有竞争力。

王志纲老师考察慕思工厂

无独有偶，我在山东考察一家钢铁企业——永锋集团。这家企业在近乎全行业亏损的大形势下，依然保持业内相当高的利润率，并且在吨钢成本和人均吨钢产量这两项重要指标上，都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永锋成功的秘诀，就是以精益为核心的智能制造。

带队走访永锋，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科幻感十足的智控中心，简直就像好莱坞大片里的作战指挥室。400多块各类电子屏上数据跳动更新，37个操作岛连接着现场三万多台设备，向5公里外的生产基地传达指令。每一炉钢水冶炼前，模型已经自动计算出物料加入量；冶炼过程中，备料、加料、操枪均由系统自动化完成；当冶炼完成，生产成本已经自动核算，从视频、运行参数中看到的比从前在现场了解的还要精准。站在智控室，你能真切感受到这颗超级智能大脑的时刻律动。

和永锋集团的高管交流，他们强调的一个概念，我非常感兴趣。制造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数据，但绝大多数都被浪费掉了，每一个生产单元仿佛一个孤立的数据孤岛，工序、厂部之间协同困难，而数据从产线向上的流动需要经过层层传递，数据的精确性、实时性就在纵向传递和横向壁垒当中遭遇极大的损耗。很多环节只能是“老师傅带小徒弟”，凭着经验和感觉操作，无形中增添大量成本。

永锋智控平台的建设，核心就是要解决数据有效利用的问题，让数据得以极大透明和实时联通，全厂、全流程数据在统一平台上流动、汇聚，直接为智能应用与各级人员管控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根据高管介绍，永锋智控中心每天所产生的数据大约有15亿条，在数据的有效应用方面大概能做到30%。这个数字听上去不是很高，但其实对上游的工业企业来说，平均数不过5%，永锋30%的数据利用水平，已经是行业平均的近六倍。而如果进一步畅想，数据利用水平如果能到80%，还有超过一倍的提升空间，智能制造提升的空间仍然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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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王志纲战略书院班赴永锋集团研学

面向未来，新智造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从“头脑”到“四肢”多方面的转型升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需要企业长期的投入和坚持。

第四“新”，是新消费。

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高质量发展，核心都是创造增量。增量又分为两种，其一是“硬增量”，比如上文提到的新能源、新基建、新智造；另一种以消费服务业为代表的“软增量”，当内卷叠加内循环，消费将成为穿越经济周期的新抓手。硬增量常常吸引眼球，软增量则长期为人所忽视。事实上，这两者互相为用，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未来。

当前中国的新消费格局，呈现出多元分化的态势。一方面，波司登推出五、六千一件的高价羽绒服，今年我去欧洲考察，在机场看到漫山遍野的波司登广告，十分夺人眼球。另一方面，五、六十一件的军大衣同样大行其道。两者在物理功能（御寒）上相差无几，军大衣通过社交媒体的渲染，还更多出一层时尚色彩。

两相对比之下，足以发现，未来的商业创新不再是讲故事编概念的玩法，关键是你有没有锚定消费群体，能不能真正的贴近消费者，尊重商业规律。

我认为，在过紧日子的大形势下，中国的“优衣库”、“无印良品”会大量岀现。拼多多的逆袭，快时尚希音（Shein）的风靡即为明证。

以希音为例，希音最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对供应链的高效重组和强大的数字化能力，使其做到了极致的“快”，能够迅速匹配潮流的转变，实现从用户到生产端的反向定制。希音成功的背后，是珠三角40年打造出的世界最强大供应链的支撑，以及大数据和智能化在商业实践上的应用，这是一个很有认识价值的案例

新消费不仅改变中国，还正在改变世界。中国的跨境电商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风暴，Shein、TikTok Shop、速卖通、Temu这“出海四小龙”，正带着中国成熟的互联网模式，强大的供应链和创新的管理方式，在全世界纵横捭阖。

Temu是拼多多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该平台于2022年9月1日上线，首站面向北美市场。上线仅一周，就成功冲进了美国购物应用排行榜的第14名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以为欧美发达国家有多么先进，其实英国到现在的光纤入户率只有8%，直到2017年，移动支付才超过现金和信用卡，成了英国最常见的支付方式。我此次去欧洲考察，手机天天断网，特别英国，网络通畅程度还不如西藏。

不比不知道，中国通讯交通基础设之发达远甚欧美，在应用层面的创意和玩法，中国同样在全世界首屈一指。

新消费的另一个规律，是消费重心将不断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移，伴随交通条件改善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才、资金、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成为现实，不局限于固定办公场地的数字游民大规模出现。

与此同时，衣食住行、教育医疗、文旅康养等生活要素的流动，同样蕴含着巨大的红利。

这种红利，我把它总结为三“生”有幸，即生意、生活、生命三者的统一：在生意上分工协作，在生活上丰富多彩，最终为生命创造价值。大健康、文化旅游、体育休闲、美丽经济、银发经济等领域，蕴藏着巨大商机。

车轮上的民族

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契机，“四新”的涵盖面十分广阔，很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密码都蕴藏其间。但如果四水归堂，连线成点，给“四新”找一个具象载体，我认为很可能是汽车。

回顾历史，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强国，一个重要契机就是汽车。福特发明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一夜之间把汽车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当那些蓝领工人、红脖子都能买得起汽车时，美国成了名副其实的“车轮上的民族”。

伴随着福特汽车的问世，一间房，一辆车，一条狗，一份体面工作的美国梦，成了全世界的梦想。

汽车普及化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消费端，还倒逼整条产业链上的工业产品生产标准化、批量化，这极大促进了美国整个工业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带动了美国整个工业产值的提升，率先实现现代化，成为全球第一强国。

时光荏苒，历史的聚光灯转向中国。中国近几年在世界影响巨大的新经济代表，除了新基建和新能源外，新能源汽车也已超日本成世界第一，汽车产业正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去年10月底，我从西藏返程，本来准备坐飞机，谁知突遇大雪封山，所有航班取消，恢复时间未定。我当机立断决定开车往成都走，一路走了三天三夜，原以为大雪弥漫的危途，没想到成了令人难忘的壮观景象。

当我们沿着318公路行驶，车流如织，络绎不绝，有房车、吉普车、轿车、新能源车，甚至还有“神车”五菱宏光，此外还有摩托车、自行车等等，大家都在顶风冒雪往藏区进发。车上打着口号“此生必驾318”，好像你不走一趟318国道，这辈子就白活了，仔细一看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这一场景让我意识到，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潜在的购买力一定会在汽车行业集中爆发。

“此生必驾318”主要指318国道-川藏公路成都至拉萨段，从成都出发，途径雅安、康定、新都桥、理塘、芒康、波密、林芝，最后到达拉萨，这段全长约2100千米的路段，被誉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成为无数自驾人的“朝圣之路”。

当前汽车正处在电动化和智能化上下半场的交界处。还记得三年前，智纲智库服务一家全国领先的豪车经销商，我曾郑而重之的提出，未来将是新能源汽车的时代，汽车经销行业将发生颠覆式变革，一定要提早做准备。从目前来看，当时极为激进的预判，竟还是显得有些保守。行业剧变的速度之快，令人始料不及。

作为汽车行业的新入局者，雷军认为：“未来汽车将变成原生的智能生态节点，它本身就是人工智能贴心服务、设备互联互通的移动智能家居，同时它还会融入更大的全场景智能生态，连接人和家，让智能跟随每个人的需求、场景而流动”。

12月28日，小米举办汽车发布会

我高度赞同雷军的判断，未来的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承载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场景。无论是新能源、新基建、新智造还是新消费，都将在汽车这一行业的上下游得以充分呈现，大量传统行业都将依托汽车为载体，实现转型升级。

在全世界目前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保有量大约在40%，发达国家在60%。中国已经超过了人均GDP1万美元的基点，但现在中国汽车的保有量是21%，离40%距离甚远，更不用谈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巨大的市场空间一旦释放出来，足以填补房地产所导致的缺口。

在房地产总量绝对过剩的未来，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买房子已不再是一个必选项，有的年轻人不愿意为了钢筋水泥的房子背负沉重的生活压力，有的在上一辈的不懈努力下手握多套房，更有的追求一种不被两室一厅、格子间所限制的数字游民生活。

可以预想到这样的未来，年轻人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转移到汽车这一场景中，每天游历名山大川，边工作、边休闲、边享受人生，原来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现在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新生活”。大量原本依附房地产的产业，可以改弦易辙，将产品、设计和服务移植到汽车这一场景中来。

彼时的中国，将成为全新的“车轮上的民族”，借助滚滚车轮，实现中国的民族复兴梦。

“大政治”与“硬道理”

在文章的结尾，我想强调的是，不管是四新改变中国，还是车轮上的民族崛起，一定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力量。

在可见的未来，新技术迭代带来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与之结合的新应用场景一旦出现，将连带引发不可想象的商业前景。这种透过一丝缝隙，打开一个全新世界的能力，只有民营企业具备，这是毫无疑问的。

越是艰难的时刻，越要释放民间的活力和创造力，越要凝聚信心与共识，这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当前的执政者，已经很清晰地看到了这一问题，并且抱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坚定决心，不断出台保护民营经济的措施。据不完全统计，从今年7月14日至今，四个月的时间里，至少出台了106条支持民营企业的措施。发布之频繁，数量之众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在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高层更是提出了两个重要判断：第一，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第二，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我一直秉承一个观点：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大政治”和“硬道理”的提出，已经充分的说明了经济政策基本思路已经发生转折性变化，效率与公平这座巨大的政治天平，在经历了三年的调整之后，又在逐渐微调回拨，可以判断，从政策层面上来看，最起码未来3-5年，将会是民营企业绝佳的政策窗口期。这一点值得所有人高度重视。

公允地说，无论是“三条红线”、“教育双减”，还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些政策的出发点也都是好的，无序发展的问题的确需要整顿，但高密度、高强度地强力管控，叠加疫情带来的刚性管理体制，带来了严峻的合成效应，直接导致企业家主体的信心减退，进而出现了全社会信心不足、预期转弱的局面。这也是面对如此力度之大的、密度空前的政策红利，民营企业信心依然不足的原因。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找准症结。前段时间我和向松祚先生交流时，他提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观点——任何不尊重民营经济、不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发展，全世界概莫能外。只有从制度层面上严格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信心不足的局面。

对于这一观点，我深以为然。我国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这种“不可侵犯性”应当体现在对“公共财产管理者”的监督考核方面，而不是体现在相对于“私有财产”的优越性方面，更不能因此“歧视私有财产”。这种歧视不仅背离了“两个毫不动摇”的论述，更扭曲了市场经济规则，人为地矮化、降低了“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打击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信心。

严格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严格保护企业合法经营权、融资权、生产权，对于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只有切实做到这点，才能让中国的发展之路真正回归到“大政治”和“硬道理”上来。

尾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正如天地之间的四季轮转，经济周期中的复苏、繁荣、衰退、萧条，也是如春夏秋冬一般是颠扑不破的普遍规律。

四十年前，我在新华社当记者时，曾经在内蒙工作过，亲身体会了一次印象深刻的“白灾”。起初还只是零星的雪花，没多久大雪纷纷扬扬就落了下来。这一下就没完没了，整整持续了三天，草场变成茫茫雪海，“白灾”来了。

“白灾”降临，无人能自外。倘若积雪不厚，牛羊尚可扒开积雪吃草，一旦积雪将草场彻底掩埋，放牧就无法正常进行，牲畜冻馁交加，免疫力下降，很容易感染瘟疫，继而死亡。一场“白灾”过后，可能会有超过半数老弱病残的牲畜被冻毙。只有机敏、强壮的牛羊才能幸存下来，熬到冬尽春来，水草丰美，开始新的生命轮回。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界的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学同样如此。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看，中国这一轮的高速发展已经持续了40多年，可以说，很多人从步入社会一直到今天，都生活在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习惯了发展，习惯了繁荣，甚至习惯了日新月异，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中国用了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世界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今日之中国，正在步入一个历史性的转捩时刻，经过30年高速增长（1980-2010年平均增速约10%）和10年中高速增长（2010-2020年平均增速约7%），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中低速增长（2021至今平均增速约4.5%）的阶段。

习惯了高速增长的我们，突然下落到中低速，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都面临深刻转型；与此同时，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浪潮汹涌而至，技术重塑商业逻辑，再叠合全球经济和中国产业结构的双重调整。感到迷茫与困惑，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有人将中国这一轮的转型，定义为历史的大周期。但在我看来，周期变幻的表象之下，一片未曾踏足的无人之境即将到来。不仅在技术革命层面上，中国将步入“无人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诸多层面，中国也将进入无领航员可跟随，无路径可依赖，无规则可遵循的“无人区”。

想要穿越原始、荒凉、粗犷的“无人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我们同样看到，某些伟大的企业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们具有穿越无人区乃至引领无人区的能力。无人区带来的不应是绝望和恐慌，而是警示和考验，更是机遇。

在华为被美国制裁最严重时，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记者问他，华为是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任正非反而说：“孟晚舟事件没发生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最危险的，主要是惰怠。现在我们公司全体振奋，战斗力蒸蒸日上，反而是在最佳状态。”一番话尽显企业家的格局与远见。

华为2015年宣传海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无法选择时代，更无从抱怨。无论是有远大抱负的企业，还是志存高远的个体，越是在危机时刻，越应该最大程度地积蓄势能，苦炼内功，在无人区中找到前进的方向。毕竟信心和勇气，才是支撑我们穿越“无人区”的最大力量。（完）